主題：基金業四大隱患亟待治理

短短10年，我國基金業取得了堪與西方百年相媲美的成就，為我國資本市場又好又快地發展和讓億萬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發揮了巨大的積極作用。但是，由于發展速度太快，許多制度、機制和法制建設跟不上，留下的不少隱患，嚴重地影響和制約了基金業的可持續健康發展。因此應當采取有效措施，盡快消除隱患。

　　隱患一：風險事故大又多

　　盡管監管層反復警示基金業要加強風險防范，基金自己也建立了不少風控制度，但現實卻是風險失控事件一件又一件發生，不僅風險性質花樣翻新，而且發生風險事件的基金有增多、損失有增大的趨勢，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例如，上電轉債事件基金經理說是“忘記了”，偉星增發事件說是“不小心”，如今又爆出了深發ＳＦＣ2權證事件，基金經理卻振振有詞地說“打算長期持有”，筆者真不敢相信這些話出自基金經理之口。532．91萬份權證成本13251萬元，至5月23日收盤賬面虧損已達8748萬元，是上電轉債事件5只基金合計損失的3．98倍。要不要像上電轉債事件那樣向持有人賠償？該基金的風險準備金夠賠嗎？

　　比深發權證更嚴重的是“宏達門”。68只基金惡炒題材，絲毫不顧忌流動性風險和題材的不確定性，扎堆宏達股份（愛股,行情,資訊）共同持有1．3693億股，按2007年9月27日停牌前收盤80．2元每股計算，持股市值達109．82億元，撇開地震，按震前2008年5月9日收盤價計算，市值損失已達57．89億元。更不能容忍的是基金經理們也像“深發權證門”的基金經理一樣，不去深刻檢討自己的失誤，卻推諉歸咎于停牌。這種態度怎么能讓人們相信基金們能真心接受教訓，切切實實地把風控工作搞好呢？相反，這只能讓人們對基金經理的能力和道德產生雙重質疑。

　　看來，監管層有必要進一步大大加強對基金風控的監控力度，基金公司更有必要將風控視為自己的生命線，將風控制度進一步細化和嚴密化，對于發生嚴重風險事故的責任者，應當給予必要的懲處。此外，筆者建議，在各類基金評獎中都要把風控作為一項重要內容，并實行重大風險事故一票否決，以避免今后再出現某基金一方面發生了重大風險事故，一方面卻又獲得某某獎的怪事。

　　隱患二：頻頻失信令人憂

　　這個問題一直是廣大基民的心頭大患?，F在，證監會開出了對老鼠倉的嚴厲罰單，如同陰霾的天空中露出一抹陽光讓人看到了希望。但是，人們認為查處唐建們這種違法違規行為不難，而要查處多只基金聯手進行復雜的違法違規就難了，對隱蔽的群體性違法違規進行查處更是難上加難了。例如，中國平安（愛股,行情,資訊）天量增發是今年股市暴跌的導火索，受到市場的廣泛譴責。然而，在中國平安的股東大會上，只有大成、長盛和諾安三家基金公司的8只基金對其Ａ股增發方案投了反對票，其余32家基金公司的76只基金都投了贊成票。也許有人會說這是不同基金基于對方案的不同價值判斷，而做出的不同選擇，與“利益”無關。但事實是這種涇渭分明的投票與“利益”密切相關。雖然開放式基金不披露十大持有人，但封閉式基金披露的信息透露了投票背后的秘密。投贊成票的6只封閉式基金都被中國平安持有幾千萬份，而投反對票的3只封轉開基金在轉開前十大持有人中都沒有中國平安。可見，有無“關聯利益”是決定投贊成票還是反對票的關鍵因素。正是幾十只基金集體見利忘義才制造了這起基金十年來最大的背信事件。

　　平安拜票本質上是要求基金違背廣大中小基民的意志、損害中小基民的利益來為其增發“提供配合”參考《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戶資產管理業務試點辦法》第十八條第七款，這就涉嫌違規。事實上，市場對股改中的拜票或者說“賄票”事件早已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并且強烈要求監管層查處。然而事情最終不了了之。遺憾的是監管層的寬容并沒有換來基金們的良知提升，相反卻助長了他們的私欲膨脹，以至于發展到幾十只基金集體接受平安“賄票”。村官選舉賄票尚且要受到法律的懲處，難道資本市場就不需要懲處賄票嗎？現實已經向我們提出了對此類行為加以規范的緊迫要求，希望監管層能采取積極行動。

　　隱患三：公募基金搞私募危害大

　　首先，它為基金向其專戶輸送利益提供了制度平臺，其危害將遠遠超過唐建們的老鼠倉。雖然《基金公司特定客戶資產管理業務試點辦法》規定，公募基金搞私募“禁止各種形式的利益輸送”，但是，“辦法”不可能毫無漏洞，百密一疏的情形有可能出現，高智商的私募委托人和基金經理也有可能合謀找到突破“辦法”第十八條和第二十三條規定的“雙十禁約”的秘密管道。人們看到，唐建們如此笨拙的老鼠倉，尚且不是基金自查出來的，也非監管層常規監管查出的，而是靠知情人舉報，媒體曝光。因而，人們有理由擔心，在公募基金私募中，如果多只基金聯手進行隱蔽的、交叉式、循環式利益輸送，監管層能及時發現嗎？如果基金利用法規的漏洞進行“合法”而不合情不合理的利益輸送，又將如何處置呢？更何況“鼠多貓少”，抓鼠任務不堪重負。假如今后有一例此類違規行為由媒體而不是監管層首先曝光出來，那將對基金業的信譽帶來災難性的影響，甚至有可能引發基金業整體信用崩潰。

　　其次，它將進一步增強公募基金“一基獨霸”的局面，不利于基金業生態的和諧發展，甚至有可能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筆者一貫支持加快合法私募基金的發展。但是，筆者支持的是“純種”私募基金，而不是公私不分的“混血兒”。古今中外無數事實證明，公私不分是違法違規的搖籃，公募基金搞私募就是這種搖籃。對于這樣一項重大的制度安排，監管層不能只聽利益相關方的一面之詞，應當充分聽取不同意見。筆者建議證監會暫停審批新的專戶理財，在全社會范圍內開展對基金專戶理財的必要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利弊得失進行全面、充分的討論。

　　再次，它容易使某些基金經理在利益的驅動下陷入違規的泥坑。雖然這樣的結果可以歸之于“咎由自取”，但是，這樣的事情終歸還是令人痛心，畢竟培養一名好的基金經理不容易。既然這種公私不分的制度安排容易使人“落馬”，不如廢止這一弊端叢生的制度。

　　隱患四：行政干預背離了市場化改革

　　自去年9月以來監管層加強了對基金業的行政調控，不論這種做法有多么大的理由，它都是與市場化改革方向相悖的。因此，我們應當使基金業盡快回到市場化改革的軌道上來。關鍵是要加快監管層的職能轉變，把一切屬于市場主體的事情還給市場主體，自己專司監督管理職能，不要越位、缺位和錯位。同時，督促基金當好忠誠的“掌柜”，支持和幫助持有人成為真正的“主人”，理順監管者、基金、投資者三者的關系。只有這三者的關系規范了、和諧了，基金業的發展才能真正規范、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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