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國內已形成若干詐騙村黑業村

　“詐騙村”各有“所長”

　　各地已形成了以“重金求子”“借精生子”等電信詐騙為主的江西省余干縣詐騙高發區；以電話冒充熟人詐騙為主的廣東省電白縣詐騙高發區；以盜用QQ冒充親友詐騙的廣西賓陽縣詐騙高發區；以機票改簽和虛假中獎詐騙為主的海南儋州詐騙高發區等7個國內地域性職業犯罪群體

　　“猜猜我是誰”“重金求子”等短信想必很多人都接到過。此類詐騙手段均通過電信傳播，統稱為電信詐騙。

　　這種起源于上世紀90年代臺灣的詐騙形式，最早的形式為“刮刮卡中獎”詐騙。進入2000年后，為了改善兩岸通信，臺灣移動電話開始在福建建立號臺。為了逃避臺灣警方的追查，詐騙者紛紛將福建作為詐騙基地，向臺灣實施電信詐騙。

　　從2003年開始，隨著島內民眾反詐騙的呼聲越來越強烈，臺灣當局加大了打擊力度。于2004年和2005年分別組建了“反詐騙咨詢專線”和“165”反詐騙咨詢熱線，在不斷打擊下，電信詐騙分子將福建安溪作為大本營，向大陸其他地區滲透。

　　截至目前，各地已形成了以冒充黑社會電話詐騙為主的河北省豐寧縣詐騙高發區；以“重金求子”“借精生子”等電信詐騙為主的江西省余干縣詐騙高發區；以PS淫穢照片敲詐、低價“二手車”、網絡辦證詐騙為主的湖南省婁底市雙峰縣詐騙高發區；以電話冒充熟人詐騙為主的廣東省電白縣詐騙高發區；以盜用QQ冒充親友詐騙的廣西賓陽縣詐騙高發區；以機票改簽和虛假中獎詐騙為主的海南儋州詐騙高發區；以購車（房）退稅、郵寄包裹涉毒、網銀升級以及提供彩票、股票虛假內幕詐騙為主的福建安溪詐騙高發區7個國內地域性職業犯罪群體。由于此類群體多集中分布在當地一些村莊，因此也被稱為“詐騙村”或“黑業村”。

　　形形色色“詐騙村”

　　從2008年開始，各地公安機關陸續發現QQ詐騙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所登錄的IP地址和贓款都指向了位于廣西南寧市東北方向的幾個村落。這個發現，讓公安順藤摸瓜，找到QQ詐騙嫌疑犯的大本營賓陽。

　　賓陽縣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手工業頗為發達，在1932年的《廣西建設特刊》中刊載的韓堉樺的《廣西賓陽六思村瓷業調查及試驗》記述：“挽坯法……本處工人手術精巧，殆與日本人相仿”，有“賓陽小日本”之稱。

　　建國后，除了務農之外，賓陽縣當地人多以織錦、竹藝、陶瓷燈傳統手工業為主業。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少人靠著傳統手藝，在農閑時做竹藝、瓷業，完成資金積累之后，從傳統手工業傳承開始向小五金、制革、造紙等行業發展。但由于多是“單打獨斗”，沒有出現大型企業。在賓陽起家，榮耀一時的永凱集團，也在2014年陷入債務漩渦。

　　一面是難以為繼的工商業，一面是興盛紅火的“詐騙業”。從1980年代后期開始，“賓陽假貨”開始泛濫，甚至出現“紙皮烤鴨”“紙皮鞋”。2002年，賓陽還出現過多起“美元詐騙案”。

　　從2008年開始，QQ詐騙開始在賓陽縣城周邊的村莊里展開。關于此類詐騙模式的來源，有的說是從福建傳來的，亦有說法是從廣東學來的。這種騙術經過了從盜取QQ號讓好友幫充話費，到QQ視頻詐騙，再到針對財務人員的以領導身份要求財務人員轉賬的過程，日漸成熟。騙取的資金也從幾十元、上百元到上千萬元。2014年8月5日，黑龍江綏化某企業一次被騙走1200萬元。

　　和賓陽相仿，江西省上饒市余干縣石溪村和洪家嘴鄉團林李家村，也因為地處偏遠、田地稀少，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便利用假戒指、猜鉛筆和易拉罐中獎等方式行騙。到2000年后，“詐騙業”在一些村莊呈現出井噴式的發展，逐漸演變成為電信“詐騙村”。為了更好地行騙，一些村民甚至還到賓陽縣“學習取經”。

　　2010年左右，此地區逐漸發展“重金求子”“借精生子”等詐騙模式，并形成了完整的詐騙產業鏈。通常以“富婆”因丈夫失去生育能力，家產無人繼承，尋找健康男士共孕后代，懷孕成功后有重謝。當被騙者上鉤后，再一步步將對方引入圈套。

　　石溪村和李家村的村民從以往在報紙上刊登廣告、雇人貼廣告，發展到利用信息群發器、網絡電話、無線傳輸工具等設備實施電信詐騙。通過互聯網、移動端、偽基站群發信息，一分鐘可以發送6萬條詐騙信息。詐騙受害者遍布全國20多個省份，村里有的團伙一年詐騙幾十萬元，多的上千萬元。

　　為了維護詐騙帶來的巨大財富，村民用騙到的錢，購買了大量鋼叉、梭鏢，弩和防彈頭盔等器械，并24小時派人巡邏，對付警方抓捕。

　　與以上的兩種電信詐騙術相比，河北省豐寧縣幾個村莊的村民冒充東北黑社會詐騙的騙術顯得“簡單粗暴”。

　　豐寧縣位于河北省承德市西部，南鄰北京市，北靠內蒙古，西面與張家口接壤。自古以來是滿、蒙、回、漢等民族聚居地。

　　從事電信詐騙的區域主要集中在地理位置偏僻的豐寧縣西官營鄉、選將營鄉的5個村莊。上世紀90年代初，這些地區的不少村民來到北京，在朝陽區一帶圖書批發市場打工。為了推銷書籍，一些人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身份，給各個單位打電話。對于不愿支付書錢的單位，他們就打電話辱罵威脅對方，如此有時竟然也能奏效，這些人干脆不再賣書，只打電話進行威脅。基本都冒充東北黑社會的身份，撥打受害人電話，以對方得罪了人為由，威脅受害人破財消災。在高收入的驅動下，一些年輕村民仍陸續參與了進來。

　　2015年11月，豐寧縣被公安部列入全國8個電信網絡新型犯罪掛牌整治的重點區域。

　　電信詐騙高發誰之責

　　據公安部統計，我國共有兩次電信詐騙高峰期，分別為2004年至2005年，2009年至今。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全國電信詐騙分別發案10萬起、17萬起、30 萬起、40萬起，年均增長70%以上。

　　電信詐騙案件高發的同時，詐騙金額也屢攀新高。公安部數據顯示，2011年以來，每年因通訊信息詐騙導致的民眾損失都達100余億元，平均單筆金額超過5萬元。2014年全國電信詐騙導致群眾損失107億元。

　　巨大的損失背后誰應該為其擔責？當地政府逃不開干系。海南儋州、廣東茂名、廣西賓陽、湖南婁底等電信詐騙高危地區，往往是偏遠閉塞、經濟落后。《賓陽縣志》記載，廖寨村除了種田，在1980年代還生產犁、耙、鍬、鋤、柴刀等鐵器農具，現在的廖寨村，村里已經看不到鐵具生產痕跡。

　　沒有創業的資本，豪車、樓房、夜場消費卻成為了這類地區的主要消費方式。這些村莊被冠以“QQ產業的領頭龍”“發財致富衛星村”稱號，在廣西賓陽最高峰時，曾傳出一周就有1億元轉到賓陽，銀行取款機內的現金經常被取空。

　　資深媒體人劉雪松在《“重金求子”詐騙村何以生存多年》的文章中表示，由于詐騙的對象往往是高危地區以外的群眾，“取證難”“村民不得已而為之”往往成為了農村基層組織和行政管理疏于管理的“借口”，使詐騙村存活達數年。

　　很顯然，詐騙者之所以能夠實施電信詐騙數年，是因為一些電信運營商在為騷擾電話提供各種支持。呼叫中心要想群呼騷擾電話，必須利用運營商的通道。

　　對于電信業務的經營，工信部有規定，電信部門應當規范語音專線出租業務，切實規范“一號通”、“400”、商務總機業務，加強電話用戶實名登記。提出要嚴格執行有關主叫號碼傳輸規范，正確傳輸各類業務的主叫號碼，堅決遏制虛假主叫傳輸與改號軟件傳播。常年關注電信詐騙的全國人大代表陳偉才曾在媒體采訪時表示，而由于電信、移動、聯通等電信運營商之間的競爭異常激烈，部分地區電信運營商因此將帶寬流量外包、出租給非法運營商，并仍然允許“透傳”，即允許騙子們隨心所欲地任意顯示號碼。

　　如果說電信運營商對主叫號碼傳輸的規范管理還屬于自身的義務，對于相關監管部門應該是分內之事。但通信管理部門卻對通信業務疏于監管，缺乏對網絡局數據的管理檢查，通信業務外包混亂，大量社會互聯網電話與公用通信網絡對接，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

　　另外，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陳波在《二十年來中國農村文化變遷：表征、影響與思考——來自全國25省（市、區）118村的調查》一文中稱，中國農村居民價值觀念在過去20年中發生了重大轉變，也為詐騙村的形成提供了“沃土”。傳統規范與制約的失效與新的制度沒能同步建立，導致人們迷戀對物的占有，對金錢的崇拜，產生人格衰退、精神衰退、道德衰退。從詐騙村的一些案件中顯示出來的是，村民在騙人的時候并不關心被騙的人到底是誰，遭遇了哪些變故，犯罪的唯一目的是錢。

　　“堅決把新型犯罪猖獗勢頭打下去”

　　自2009年起，公安部已經連續6年部署了全國范圍的打擊電信詐騙犯罪的專項行動，以便各地警方跨省合作。2012年，公安部又開通“電信詐騙犯罪案件偵查破案協作平臺”，更為各地警方并案偵查提供了平臺。

　　2015年6月，國務院批準建立了由公安部、工信部、中宣部、中國人民銀行等23個部門和單位組成的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會議決定，公安部、省級公安機關專項辦將掛牌督辦一批大案要案。對一些特別重大、地方偵辦有困難的案件，部、省兩級專項辦要直接組織指揮偵辦。

　　尤其是2016年1月22日，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要求增強打擊電信詐騙等新型犯罪的攻堅能力，并表示下次要對“電信詐騙村”點名。他強調：“執法為民要看實際行動！要完善警種合成、部門協作、區域聯動、國際合作機制，采取打源頭、端窩點、摧網絡、斬鏈條等措施，堅決把新型犯罪猖獗勢頭打下去！”

　　除了公安機關，鑒于通訊和轉賬是電信詐騙的兩個重要載體，還應對電信運營商和銀行加以監管。

　　目前，除了移動、聯通、電信三大運營商移動號碼外，目前還有鐵通的一號通、移動、聯通的400電話等。資料顯示，2013年9月1日開始，我國在全國范圍內對新增固定電話、移動電話（含無線上網卡）用戶實施真實身份信息登記，嚴格實行“先登記，后服務；不登記，不開通服務”。有媒體報道，但目前“400”和“800”的電話均由企業向中國電信或者中國聯通等通訊公司申請備案即可，申請的難度不大，這些號碼不用實名登記即可大量購買，導致犯罪嫌疑人利用這些號碼設置多重轉接，匿藏主叫號碼，給公安機關偵查造成了巨大的困難。

　　2014年曾有媒體記者調查發現，幾乎所有電信詐騙案中，詐騙分子都是持他人身份證開設銀行卡。按照中國人民銀行頒布的《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個人申辦銀行卡需要實名制，發卡銀行負有審查責任。但銀行為了完成自己的業務量，往往忽視審核開卡人，只要持有身份證就可以開卡，甚至一張身份證可開設數百張銀行卡。

　　因為利益的驅使，電信部門和銀行系統忽視了自身的職責。2014年，全國人大代表陳偉才在廣東代表團分組審議兩高報告的會上做了《行動起來，切斷利益輸送鏈，從源頭和渠道上治理電話詐騙》的發言。陳偉才認為，電信運營商在這個“詐騙蛋糕”中獲得10%的利益，銀行則在這個蛋糕中獲得3%的利益，為了這13%的利益，事主需要付出100%的代價。應該通過制定法律，明確電信部門和銀行系統在電信詐騙案件當中義務不履行或怠于履行應付的民事責任。但據記者了解，目前我國還沒有一部針對電信詐騙的法律。2011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了《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通過發送短息、撥打電話或者利用互聯網、廣播電視、報刊雜志等發布虛假信息，對不特定多數人實施詐騙的。此條僅是通過司法解釋對電信詐騙犯罪的處罰進行了規定，并沒有將“電信詐騙罪”寫入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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