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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人民幣大幅升值不可取 需預防國際資本沖擊
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金融風險和金融安全問題已經給全世界敲響了警鐘。于此際,就次貸危機背景下的中國金融安全這一主題,本刊記者專訪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 創新與風險監管并舉
《南風窗》:我們可以從次貸危機中學習什么?
樊綱:首先是次貸危機確實表現出了金融風險,金融創新的風險。任何一種金融創新實際上都在創造一些新的風險,這應該是常識。但是過去這些年,大家過分強調了創新的好處、創新的收益而忽視了風險的管理,忽視了創新所帶來的風險。次貸危機就是一個典型。因為次貸本身做的就是風險很大的一個人群,做的就是風險很大的一個市場,它是很精巧的一個金融工具和產品,是一個風險分散、擴大市場的設計,即使是這樣一個精巧的設計,仍然會有很多風險。這是為過去這些年所忽視的。這些年市場上形成了一種心態,誰創新誰敢冒風險誰就是金融英雄,誰說要謹慎一點、誰要是談風險誰就是老土。說風險就好像不是在進行金融操作,金融操作好像就應該積極進取。
這一次美國財長亨利·保爾森在危機當中就推出了長達200多頁的美國金融監管系統整改計劃,7國集團開始聯手防范金融風險。這已經是一個事后的反應了,反過來反映了他們過去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
對于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講,我們當然應該鼓勵創新。但不成熟的市場在全世界金融市場背景下恐怕風險就更大一些,我們就更應該重視風險的監管問題,防范風險。要打破那種只有談創新才是發展金融的心態,發展監管、發展風險管理機制,一樣是發展金融。金融業、資本市場的發展就是兩個東西的同時發展:一個是創新的發展,一個是金融監管風險控制的發展,相輔相成兩方面,這是金融的本質。我們談金融產品,談資本組合理論,從來都是談這兩個東西:一個是收益,一個是風險。這是我們應該吸取的教訓。
《南風窗》:中國在金融創新過程中需要注意什么?
樊綱:我們不光要學金融創新,同時要學人家是怎么進行風險控制的,學怎么金融監管的,西方人在歷次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所發展起來的各種監管制度仍然是需要我們學習的。他們前一階段是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忽視了監管。這是我們需要吸取的教訓。
我們不能只看到美國出現了問題,我們確實也要看到他們體制的長處,反過來看到我們體制的弊病。我們傳統的思維方式是我沒有同意你搞的你都不能搞,而法治的市場經濟體制是我沒有不同意你搞的你都能搞,這樣就有創新了,創新在前,監管在后,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有了創新,加強監管。什么都得我批準了你才能搞,就扼殺了創新。這樣確實防范了很多風險,但是監管者不是創新者,監管者需要在市場創新后面跟上,不能抹殺創新的可能性。我們是后來者,可以借鑒人家的經驗,學習人家的監管和制度,也得學習市場制度創新的基本精神,在創新中發展監管。
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
易導致美元泛濫
《南風窗》:美元在次貸中的表現有什么啟示?
樊綱:這次危機暴露出全球貨幣體系的缺點。大家看到的是美國次貸的風險轉移給了全世界,這個本源不是資本全球化了,更深一層說是因為美元是國際貨幣。從美元1944年布雷頓體系到1971年美國單方面宣布美元跟黃金脫鉤,即尼克松震蕩,到后來美元跟一系列貨幣的貶值,石油價格的上漲等等,這背后都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元因素。美元因素的原因在于,美國這一國家發的是全球性的貨幣,它自己感到的風險就小,往往自己感覺還不錯,自身的資本市場感覺也不錯,因為把風險分散出去了,世界在相當長時間內也覺得沒有大的風險,盡管這風險在積累。結果美國就會繼續財政赤字,繼續寬松的貨幣政策,繼續搞各種創新,實施低利率政策。要是我們這樣自己發貨幣只能在本國用的國家,早就感覺到風險了,國內要是貨幣發多了,馬上就感覺到通貨膨脹了。美國則是相當長時間內隱蔽起來,對世界來講卻逐步擴散。這就會形成美國問題要么不發生,一發生就是大問題,而且受影響的面總是非常廣。IT泡沫,這次的次貸都是。
這是全球化本身的缺陷,它沒有一個全球性的貨幣。一個國家的貨幣被用來當國際儲備貨幣,就能產生系統性風險。
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客觀上會讓美國容易有敗德問題。什么是敗德?舉個例子:我們大家都買車險,買了之后就會不在意保護車了,因為成本攤到大家頭上了,自覺不自覺地毀這車。這就是所謂的敗德問題。美國的經濟學家自己也在分析風險,但也許是自覺不自覺地做出一些敗德的事,因為風險被分攤。因為有這個制度,所以會自覺不自覺地這樣做。美國的政策制訂者其實是被美元為本位貨幣的國際貨幣體系這樣的制度所腐蝕掉了,因為這樣的制度會使他們自覺不自覺地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赤字,發出太多的貨幣。關于房貸,美國一些人前兩年曾振振有詞地說,美國的消費者為什么不積累不儲蓄還老能消費呢,因為房價在上漲,從房價里還能提出錢來(Refinancing可以從里面提出錢來消費),說這不是泡沫,可現在泡沫顯現了。是貨幣制度客觀上使他們自覺不自覺地對全世界做了壞事。
次貸對中國出口影響可能有限
《南風窗》:美國有企業認為,次貸危機沒有我們想象的嚴重?
樊綱:美國人自己在國內感覺不到,我們需要看到美國經濟已經不僅僅是國內經濟了,是全球經濟的一部分,這個危機在某些部門,象金融部門和房地產部門,某些消費部門可能影響大一些。但是如果這個公司已經全球化了,影響可能就不明顯。
這次事件還反映出,全球經濟對美國經濟的依賴程度的確是大大下降了。全球經濟已經出現了相對獨立于美國的經濟增長點,除了“金磚四國”以外,整個東南亞很好,亞洲金融危機以后,不再拼命追西方國家金融創新和金融開放了,它們推進了很多項改革,他們的外匯狀況、財政狀況很好,消費和投資都在增長。日本韓國受到沖擊也有限,石油輸出國組織也不錯,油價上漲,增長很好。歐洲這次雖然有些公司受沖擊很大,但主要是這一部分公司過于學美國,過于美國化,多數歐洲公司還是有謹慎的傳統。而且,歐元區形成以后,他們之間80%的貿易是用歐元結算的。不是所有的部門所有的國家都會受美國次貸危機很大的沖擊。
對中國來講,看起來對美國的出口在下降,甚至零增長,但我們對美國的出口現在只占中國外貿出口的15%了,不像以前的30%以上。盡管需考慮到間接影響,但比重也不會太高。我們現在說對美出口下降了,有多少是受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現在還不知道。現在的出口下降我認為還主要是我們過去幾年政策作用的結果,如人民幣升值、出口退稅調整。美國人說我們是進口的軟著陸,現在的軟著陸是過去幾年政策的結果。
需要預防國際資本沖擊
《南風窗》:您說中國現在已經軟著陸了?
樊綱:中國是在軟著陸的過程中。今年也許面對的是更大的流動性過剩,更多的資金在進來。政策當局在用貨幣政策對沖流動性過剩,中國的貨幣政策是相對獨立的政策,它能夠抵消一部分國際流動性的增長。一季度我們外匯儲備又增長了,因為美元在貶值、利率在下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更大。此外非常重要的一點,當發達國家金融市場不太穩定的時候,世界上還是有很多資金沒受次貸危機的影響,還要投資,投新興市場國家。今年資金流入還會增加。
《南風窗》:當人民幣升值預期被打破的時候,國際資本發生逆轉的可能性是否存在?
樊綱:資金的流向永遠是會有變化的,永遠會出現波動。一切政策都是想把它平穩下來。流入的時候不要太多,流出的時候也不要太猛,小幅波動。一個企業,產業和一個國家最好都是這樣,小幅波動,比較平穩地實現持續增長。
當然現在已經要開始防逆轉的情況了。現在之所以不應該大幅度升值,是因為萬一大幅度升值,再需要大幅度貶值呢?最好平穩逐步地調整,以避免大波大動。
《南風窗》:我們還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以應對可能的大規模國際資本流出?
樊綱:各個部門采取了措施,至少現在我們已經不是一味地鼓勵資本流入。監管部門也在管理。過去是完全非對稱的流動,進來的就歡迎,出去的要嚴管。出去也在逐步鼓勵,鼓勵出去實際是減少凈流入。所以說防逆轉不是說沒有意識到。現在的問題是說市場的力量確實比較大,市場的預期比較強。每個居民從國外的賬戶上提出1000美元匯進來,經常賬戶就會很多錢進來。這就不是我們能夠采取措施的地方。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要準備有大的流出流入怎么辦。中國還是有資本管制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沒有像10年前東南亞國家一樣開放資本賬戶,在條件還不成熟的時候盲目地搞資本項下的開放和貨幣的自由兌換,這是符合我們國情和發展階段的做法。這個經驗和教訓是我們從亞洲金融危機吸取的。在那以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再不到各國宣揚越開放越好了。我們國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需要保留資本流動控制,特別是在我國對外有這么大的不平衡的貿易基礎上。只要保留資本流動控制,大規模的流出就不太可能,至少不會像當年索羅斯那樣,一夜之間卷走幾千億。
資本賬戶開放需穩健
《南風窗》:資本項下的管制是我們抵御全球金融風險的最后一道屏障?
樊綱:這是一個屏障。這是發展中國家在一定階段需要的。因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體制還比較脆弱,經濟體也還小。對發達國家幾千億資本不算什么,對發展中國家幾千億資本的流出就會是一個很大的震動。我們要比東南亞好一些,但是幾千億資金的大規模流動,仍然會是個震動。如何穩健地逐步地開放資本賬戶也是我們防范金融風險的一個措施。正是看到了金融風險的存在,才需要管制,要更多地致力于國內監管體制的建立,防范風險制度的建立,把國內的基本的不平衡的問題解決好,才能更好地利用金融全球化。
還有一點,我們的資本流入和流出的規則也需逐步地改變,現在我們多數鼓勵的還是直接投資,還是經常項目下的投資,資本市場的投資還是有所控制,逐步開放,通過QFII等,也是防范風險措施。流動性強的資本控制逐步放開,需要一個過程,流動性慢的那些資本需要加快,比如我們的對外直接投資。至于我們對國外金融市場的投資,也是屬于流動性快的投資,可能也要適當地慢一些。需要視風險的大小來制定不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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